[历史]一位政务视察员民国廿五年的巴中饥饿观察

      壹

      民国廿五年，农历丙子年，公元1936年。

      这一年，川东北发生了近现代以来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大饥荒，而尤以通（江）、南（江）、巴（中）饥荒为甚。

      通江灾情如下：

      “民国二十四年冬至二十五年秋，久旱不雨，农田荒芜，粮食无收，饥荒严重。逃荒饥民死于宅旁道者，随处皆然。四川省《经济季刊》刊登《四川灾情之实况》载：‘民国二十四年冬至二十五年秋，十五区之通江等二十九个县和一个设治局大旱。冬粮多难播种，已种者多不发育，已发育者亦多枯萎。直至今春，仍未下雨。田土龟裂，水泉枯涸，存粮断绝，饿殍满目。全省受灾以川北各县为最。通江土地瘠薄，水利不修，天久不下雨，作物不生。不特粮食发生恐慌，即饮水亦成问题。’‘灾区人民之食粮，已易平日之米粮为树皮、草根、蕉头、苕叶、豆麦苗、芋麻头，甚至以米麦之粗糠为食，或则谷草而啖者。’‘挖白色黏土（又称观音土——引者注）以为食，泥入腹中，不能消化，积滞肠胃，旋即死亡。挖泥时因岩石崩溃而至伤者，数见不鲜。’‘灾区人民之老弱者或倒之沟壑，或服毒自杀，或跳岩身亡，或閤尸偃卧，坐以待毙。因死人太多，无暇埋葬，多有挖万人坑以投瘗者。少壮者或则举家逃亡，或则卖妻鬻子，抛婴弃孩，以图生存。强悍者或则结队吃大户，或则聚众劫粮谋生。’‘灾区民众卖牲畜耕具以为食，造成他日农业之恐慌，尤为可虑。’第三区三联保调查报告：‘民国二十五年二月，旱魔肆虐，继以春荒，余生灾黎，饿殍枕藉。计三保人民原有五千六百多户，而现存生黎仅二千二百多户，流离死亡者已达三千三百多户。值此秋尽冬藏，败絮无衣。草芥为食，啼饥号寒，声震闾里。曩者三联保告凶，尚有移粟之处，今则各地皆然，谁来指困？秋后失收，冬粮无种，灾黎亦随之而尽耶！’”（《通江县志》卷十二《自然灾害·旱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

      “民国二十六年，县内继续大旱。田园荒芜，户户断粮，饿殍满途，逃荒死亡者不可胜数。《四川省档案史料》载：‘二十六年通江旱。过街楼李家沟佃户黄永贵一家四口，先遭匪患，后遇春荒，家徒四壁，衣食断绝。贵与妻及子外出挖野菜，嘱媳在家膳食，怎奈颗粒俱无，媳无计遂悬梁自缢。贵妇见状悲痛不已，又兼饥火中烧，欲忍不能，亦相继自缢。翌日，邻人发觉，始为安葬。’”（《通江县志》卷十二《自然灾害·旱灾》）

      “民国二十五年大旱。饥民蜂起，死于道路者无数。据长胜乡鹿鸣山程大顺堂屋壁上记载：‘从农历七月初九日至次年七月二十日，未下大雨，禾苗枯死无数。鹿鸣寺八十二户中，有两户将亲生儿女遗弃在哨河上，有十一户外出逃荒。郑其联全家五人，生活难度，将两个孩子引到空山坝，以一斗苞谷的代价，卖给富户杨在珊，以养活一家人。’民国二十六年县内各地，继续大旱。饥民蜂起，四处逃散。死于宅旁道路者，比比皆是。’《通、南、巴、旺旅省同乡会呼吁书》称：‘去秋今春，仅小雨数次，骄阳肆虐，流石砾金。间或阴翳，即起怪风。昨无冬粮，既已绝望；今又无粮，民食艰辛。性命何以保存？去冬今春，老者之死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而民之谋生，则靠当卖田地、房屋、家具等。始而贫者售于富，富者又转售远方客商；今则家家出售，接手无人……鸿嗷雁泣，易子烹儿，鼠无可捕，雀无可罗。麻苕、地母、树皮、金刚面，皆食之殆尽，以致父母病于前，妻子死于后，十室九空，十口九饥。’唱歌廊（郎）牛石（屎）嵌大庙里，即有二十一具死尸。内有一饥民写律诗一首于壁上。诗云：‘避债逃荒来此沟，三更奔到五更头。忽闻怪叫声如鬼，恍见枯骨影若猴。急走忙忙防犬吠，饥寒夜夜向谁求？最怜弟弟低声问，可有米汤来润喉？’”（《通江文史资料》第一集《灾害资料》，通江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5年12月）

      南江灾情如下：

      “六月，天旱，禾苗多枯死，收获仅二成。”〔《南江县志·大事记·1935年（民国24年）》，成都出版社，1992年4月版〕

      “二月二十二日，四川省政府发出通告：免去通江、南江、巴中、万源四县公粮；四月，旱灾，全县大饥，饿殍遍野。四川省情报员杨维裕在向上报告中说：‘查该县民食短缺，已达极点，故每月饿死平均四百余人。东岳铺距县城三十里，有甲长所辖十户，上月（三月——引者注）三十日饿死二十二人，惨悼之象，不堪目睹。’”〔《南江县志·大事记·1936年（民国25年）》〕

      “民国二十五年大旱，饿死八万余人。四川省情报局长冷开泰（应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情报处长”——引者注）在视察日记中写道：‘1936年，南江饿死饥民最高率每日达四百余人，人吃人之事只镇子坝（今正直镇——引者注）日必有数起，未死者辗转呼号，曾于日前齐集县府，跪恳县长救济。县长段学彬答谓：‘本县长日食维艰，无从设法。’县府每月在省府实领经费八百余元，复由地筹补助一千二百一十七元，经费已不为不充县长职司一方养卫有责，竟尔漠不相关，坐视其死。’”（《南江县志·民政·救灾救济》）

      巴中（包括今平昌）灾情如下：

      “春旱连夏旱，造成大灾荒，饥民结队北入陕南，南到南充一带乞食。城厢每日饿死三四十人，二月一日至五月二日全县饿死八万余人。”〔《巴中县志·大事纪年·1936年（民国25年）》，巴蜀书社，1994年6月版〕

      “是年，连续干旱，有种无收，草根树皮掘食殆尽，酿成巴中历史上难忘的‘丙子、丁丑年’大饥荒。”〔《巴中县志·大事纪年·1937年（民国26年）》〕

      “民国二十五年，大旱，土地龟裂，农民挖草根，剥树皮，采松花，捞水草充饥；民国二十六年，大旱，收获不到三成。”（《巴中县志》卷二《自然地理·自然灾害》）

      “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死亡十万人，死亡率达83.33‰。”（《巴中县志》卷三《人口·人口变动·生死》）

      “当年天大旱，粮食大减产，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彭方成《巴中县现代史大事记（1912——1949）·一九三五年》（征求意见稿），载《巴中县党史资料》（第三辑），中共巴中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984年4月〕

      “春，天大旱，饿殍遍野。川北逃荒者不下数十万之众，农民无食，吃人、卖人肉的现象不时发生。农民祈雨，三路进城，数百人冲击和捣毁县政府，县长罗福祥（南充人）等狼狈逃窜。四月，难民结队北入陕南各县，南到营山、南充一带乞食。五月二日，《申报》（即上海《申江新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1949年5月27日停刊。我国近代发行时间最长、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是我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引者注）转载《南江通讯》（由成立于1935年9月1日的南江通讯社编辑出版的一种八开、单面油印小报，出报二十五期停刊——引者注）称：‘计自废历二月份起，截止目下止，除巴中城厢每日饿死者在三四十人不计外，其余该县大小百余场，平均每一个场每日饿死饥民在十个人以上。’又称：‘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还称：‘二月一日迄今（指五月二日《申报》转发《南江通讯》稿件日——引者注），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八万余人。’又据四川省赈委会公布一九三六年四川各县的灾情称：‘巴中从去秋至今，大旱不雨，粮食绝乏，盗食死尸。’”〔彭方成《巴中县现代史大事记（1912——1949）·一九三六年》（征求意见稿）〕

      “《南江通讯》：顷据巴中商人来谈，巴中自去年（1935年——引者注）春间，经大军努力收复后，避难他方之难民，均已陆续返梓。讵料去年（1935年——引者注）春耕愆期，秋收黄谷大减，到今年（1936年——引者注）旧历正月，该县旋里富有难民，多以食粮缺乏。其余中人之家及中人以下并佃农等，莫不掘食草根树皮及芭蕉头等。延至旧历一月，即树根亦供不应求。计自旧历二月一日起，截至目下止，除巴中城乡每日饿死饥民在三四十人不计外，其有该县大小百余场份，平均每一个场，每日饿死饥民在十个人以上，共计巴中城乡死亡，日有千余以上，二月一日迄今，统计该县饿死之饥民不下八万余人。似此情况，政府若不迅谋救济，万一延至秋收，将来人民死亡，尚不知多少。查‘匪’陷时间，未及逃避之人民遭‘匪’残杀数量，未经精密调查，尚不及本年因食粮缺乏饿死之半。以巴中一度‘匪’陷收复后，其饥馑饿毙灾黎，动则八九万计。而通、南、城、万、苍、阆、松、茂诸地，饿死之人民，其数量未审若干云。”（《四川档案史料》1983年3期，四川省档案馆编）

      “春至仲夏大旱，七月二日（农历五月二十四）始降大雨，秋收仅十之二三，饥民遍野。”〔《平昌县志·大事记·1937年（民国26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贰

      丙子年通（江）、南（江）、巴（中）大饥荒，很快引起省政府注意，随后派一个叫杨维裕的人来巴中了解饥荒的实际情况。

      杨维裕何许人也？由于手头资料有限，已不可考。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当时省政府的一名公职人员，来巴中视察饥荒，身份是“四川省政务视察员”，代表的是省政府，平时工作中的职位可能很低，但是这次来头却不小。

      杨维裕到巴中视察饥荒，有个好习惯——他把沿途的所见所闻写进日记，这就为我们今天客观、全面了解当时的饥荒提供了第一手真实的资料，结合地方文献，我们更能全方位、多角度、详细了解当时的饥荒情况。地方文献与视察员的日记互证互补，通过“互读”方式，丙子年巴中大饥荒便历历在目。

      以上我们阅读了丙子年通（江）、南（江）、巴（中）大饥荒琐屑甚至雷同的一些文献资料，下面就来看杨维裕的“视察”日记。

      杨维裕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四日日记中写道：“二月廿八日离省，今日午刻抵巴中县属之东凤场，门户多闭，途中少行客。惟见饥民扶老携幼向仪陇、营山方向逃走，间有乡人由营山背米而归者。路旁时见死尸，无人掩埋。山岭上掘树皮草根者多，沿途如枇杷、梧桐等树均无完皮。路旁幺店多晒有葛根、麻头、梧桐皮、枇杷皮、芭蕉头、野蓼草、酸浆草，饥民食此，苟延性命。惟有树皮、草根既不易消化，兼以营养料缺乏，故饥民每于行走言谈间倒地即毙命。此时诵少陵‘朱门酒肉臭，路有饿（冻）死骨’之诗，然后，知其言之酸心。”

      杨维裕的日记采用的是公历纪日法。二月廿八日离开成都，三月十四日中午才到巴中县境内的东凤场。从成都到巴中，耗时十余天，可见行速之缓慢、道途之艰难。他走的是“巴保路”。从成都到保宁（今阆中市），然后经河溪观——妙高楼——凉水井入仪陇县境，再经观紫场（黄旗庙）——张公桥入巴中县境。日记中的“东凤场”疑为“龙凤场”，即镇垭庙（今恩阳区镇庙乡），民国廿五年，该地属尹太镇乡联保（今恩阳区尹家乡）。沿途饿殍遍地，饥民扶老携幼逃荒，食山根树皮谋生，其状惨不忍睹。触景生情，杨维裕油然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句，说明他是一个有良知、有同情心，不乏人性人情的公职人员。

      三月十五日日记记载：“今日由七颗石首途，午后二钟抵恩阳河，巴中第五区署即设于此。途经八门坎、石峡子、白马铺，三处‘共匪’之石刻标语尚未铲除。明垭场张、李、蔡三姓烟馆尚未封闭。抵恩阳河即见一人被缚，持人腿，打（过）街示众。询之乃吃人肉者。是夜该区区署拿获吃人脑水（髓）者、烧人肉者一人，伙同杀人吃（人）者二人，共计恩阳河吃人肉者五人。恩阳镇文昌阁侧，新凿万人坑二，各深二丈余，宽数丈。每日镇上饥死者约七八人，即填之于内。已填满一坑，二坑亦将填满。坑内尸体横陈，鸦与狗得果其腹。此万人坑与‘共匪’万人坑有别。该区区署所新培修、布置颇适当。区长周立本下乡去矣。余与周区员到河北岸小学视察，学校残破不堪。是日星期，教员、学生均去。旋召联保主任陈永楷及附近甲长及区署人员训话，说明‘新政’之重要性及其推行方法。”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到，杨维裕十四日中午到达尹家乡地界后，又马不停蹄沿“巴保路”向巴中赶路，经金银坎——花丛垭——棋盘垭，当夜赶到了柳林铺的七颗石投宿。十五日，经“巴保路”上的猫儿垭——踏泥桥——石匣子，终于在下午抵达恩阳。沿途看见八门坎、石峡子、白马铺遗留的红军石刻标语赫然在目，明垭场（今恩阳区明阳镇）仍在开办鸦片烟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恩阳看到了因饥饿而食人肉的人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在动物界，弱肉强食无关道德。狼吃羊，不能说狼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在文明社会，人吃人是不道德的、犯罪的，其行为令人发指。故当夜，当地区公所就抓捕了五个吃人肉的饥民。

      民国廿四年五月，巴中县原十四个区并为六个区，原三十一个乡镇划为四个镇、一百二十四个乡，恩阳镇为第六区治所；民国廿五年，实行联保制，又将全县六个区编为五个区，将一百二十八个乡镇改为九十一个联保，恩阳镇为第五区治所。

      在恩阳镇，由于饿死的人太多，只有用“万人坑”填埋，杨维裕对当地区公所的这种做法充分肯定。在恩阳，杨维裕除视察灾情外，还视察了学校，并召集基层官员讲话，强调“新政”的重要性并介绍推行方法。

      所谓“新政”，是指民国廿四年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大力推行改革，如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编查保甲、收缴团枪、取缔哥老会、延揽社会知名人士、开办各种训练班培养人才等，通过这些举措废除以前的防区制，统一四川。

      三月十九日日记记载：“上午十时以前，调查市面各种物价：米一升价三十四吊，麦一升价三十二吊，盐一斤价六吊，猪油一斤价十二吊，菜油一斤价十九吊，猪肉一斤价八吊，干炭一斤价四百文，煤炭一斤价二百五十文，银价硬币每枚换铜元三十吊，法币每元换二十七吊，在乡镇法币每元仅售二十五六吊，且不易行使，大票更不易行使，须打九折乃能兑换成小票。午后视察监狱，内有囚三百一十八人。狱房太狭，有人满之患，拟将接近狱地之感化院改修为狱，以便分羁，须培修费约一百三十元。囚粮原预算三百名，近已超过一半，此三百余囚均属重犯，若小劫抢粮者，已不能尽收禁也。当向众囚讲话，说明川中过去政治不良，使不能成好人，误入法网，但今日四川政治已走入光明大道，望他们安心守法，悔过自新，将来脱法后，齐作好国民云云。”

      杨维裕的日记断断续续，并不是每天都记。这则日记已是他数日后在巴中县城因饥荒而了解当地市场的情况记录。

      为了再现杨维裕当时进入巴中县城必经的“巴保路”线路的完整性、延续性，本文有必要再将他从恩阳到巴中县城的路线介绍一下。

      杨维裕从恩阳镇出发，过恩阳河——古溪桥——东兴场——枣儿塘——炮台垭——回风亭——柳津桥，从西门进入巴中县城。按当时的里程计算，从保宁到巴中县城，计360华里。可谓路途迢递。现在，他终于进城了，到达目的地了。

      十九日上午，他到市场了解物价。因饥饿，物价居高不下。当日下午，他又视察监狱，了解当地治安和社会稳定情况，并对囚犯训话，教导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他说的都是官话、套话，他在例行公事。

      接下来是三月二十五日日记。日记与饥荒无关，略。

      三月二十六日日记记载：“由鼎山镇启行，抵青龙坎场已下午。沿途有死尸无人掩埋。在巴中县城，每日饿死者约十人。估计全县每日饿死百人以上。死者十分之七八属曾充‘赤匪’之村乡主席、代表、土地、内务委员。此辈时望‘赤匪’复来，并时造谣‘赤匪’复到某处，富绅不要他们耕作，弱者遂饿死，强者遂伙抢食粮，以杀人为寻常事，以‘有饭大家吃’为口号。”

      这则日记是杨维裕下乡视察的记录。当日上午，他从鼎山镇出发，前往青龙坎场视察灾情，途中见到饿死的人尸体摆在路边无人掩埋。他到达青龙坎场时，已是当日下午。

      民国廿五年，鼎山镇是巴中县第四区所在地。青龙坎场，即今平昌县青云乡，当时属巴中县青龙坎场乡，辖今巴州区大罗及平昌县福申、元沱、大寨（山）等乡镇，是当时巴中县东南的一个大场镇。杨维裕在视察中发现，饿死的人绝大部分是苏维埃时期的基层干部。

      三月二十九日日记记载：“由高坑河到花溪河时才午前十一钟，区长李龙成率壮丁队在场口欢迎。复有饥民百余跑来请教，当向壮丁等训话，并各给饥民铜元二百文。”

      杨维裕仍在乡下视察。当日，他从高坑河到花溪河。高坑河在今平昌县驷马镇，即民国时期巴中县驷马场乡所在地。当时，驷马场乡辖粉壁场、高坑河。花溪河，花溪乡所在地，即今巴州区花溪乡。民国廿五年，花溪河是巴中县第二区治所，辖境为今平昌县的得胜、双鹿（双鹿、双凤）、驷马、坦溪、兰草、雷山等地。中午十一时到达花溪河，第二区区长提前闻讯，早已率本地民兵组织及基层公职人员在场口迎接。就在这时，众饥民突然蜂拥而上，大有今日民围官上访之状。可能是为了解围，杨维裕向众人讲话后，给每个饥民发铜元二百文。铜元是清末到抗战前我国通用的铜质货币，圆形。在实际交易中，凡铜元以“文”的量词出现，都是小钱。按杨维裕三月十九日在巴中县城市场上的调查得知，由于饥荒，市场物价居高不下，一斤干炭就价值四百文钱。干炭即木炭，燃料。杨维裕在花溪河给每个饥民发放的二百文铜钱，只能买半斤干炭。干炭不能当饭吃，对饥民而言，有何用？杯水车薪，聊胜于无，安抚安抚饥民，是官员惯用的伎俩。

      五月十一日日记记载：“巴中县灾情报道：巴中灾民已饿死八万余人。”

      “八万余人”，这是杨维裕实地视察巴中灾情后一个总结性数字。这个数字应该是真实的、客观的。这个数字的多少、大小均不涉及杨维裕个人日后的升迁，他不会隐瞒或虚报这个数字，没有必要！

      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悲哀的事情，而死一万个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杨维裕日记里饿死“八万余人”就是这样的统计数字。

      杨维裕三月十四日开始写“视察”日记，至五月十一日结束。从写日记的日期推算，他在巴中县的视察接近两个月时间。这期间，他还到南江县视察过灾情（见上文南江县灾情文献）。

      近两个月时间里，进市场、察监狱、到区乡，足迹遍布巴中县许多地方及南江县部分地方，杨维裕作风之扎实、工作之务实，今日看来，依然值得一些公职人员学习。

      叁

      杨维裕是民国廿五年二月廿八日离开省城成都前往巴中视察灾情的。在他动身之前的二月廿二日，省政府已发出通告，免去通江、南江、巴中、万源四县的公粮。杨维裕灾情视察结束回到成都向省政府汇报饥荒实情后，省赈务会发给巴中赈米二百制石、赈银三万六千四百二十一元。巴中县救灾委员会用赈银从达县、渠县、广安等地购粮发赈，并以县政府的名义训令全县各地，募集钱米，办理年赈；清理公款，办理出粜；动员富户借粮，禁止煮酒熬糖；督促民众多种蔬菜及洋芋、苦荞等农作物，缓解灾荒。

      巴中县得到省政府救济的同时，通江、南江及其他灾情严重的县也一并得到数额不等的钱粮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