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川北军阀郑启和

      此人并非巴中人，只是民国时代活跃于川北，故记于此。

      郑启和，字执安，号确人。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出生在广安代市镇刘家大沟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小名郑冬娃儿。据说郑启和出生时，正值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严冬季节，父母看见窗外的隆冬景象，便用一个“冬”字给他取了一个小名。郑启和还有一个外号叫“四指神童”，据说那是因为他的右手小指头和常人的小指头不一样，常人的指头三节指骨，而他却多出一节。

      郑启和的祖父叫郑世兰，人称兰二爷，父亲郑卓然，字永玉。二人均系代市场镇有名的袍哥大爷。

      童年时代的郑启和，被父母送到郑家祠堂私塾启蒙。他生性聪颖，过目不忘。凡是学过的课本，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乃至《四书》、《五经》，他几乎都能倒背如流，所以很得私塾先生喜爱。1898年，郑启和8岁，父母将他转到镇上一座叫作“志道小学堂”的学校念书。由于他天生好动，秉性刚直，爱打抱不平，所以常常与同学打斗。一次，他因违反校规被学校除名。除名后的郑启和听说在广安县城有一所习武的学校，很感兴趣，于是就在1911年前去报考了这所学校，这就是广安团练传习所。在这里，郑启和开始了他的行伍生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练得一身好拳脚。就在这时，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血气方刚的郑启和加入了当时吴从周、张雅南领导的民军，参加了攻打广安州府，建立大汉蜀北军政府的战斗。民国元年，1912年，大汉蜀北军政府撤销，郑启和又回到了家乡代市镇。这一年，他的祖父兰二爷去世，父亲晋升“双流派”袍哥大爷，自己则与一位叫徐素贞的女子完婚，也加入了父亲所在的双流派袍哥组织。成年的冬娃儿，正式开始了人生的社会活动。

      清朝末年的广安，袍哥组织十分盛行，分“双流”和“西流”两派，彼此对立，互相竞争， 争斗激烈。郑启和的父亲就是双流派的掌旗大爷。不过，郑启和后来又在家乡参加了王巨伯领导的西流派，并认王巨伯为拜兄。对于郑启和为何加入了双流袍哥又去加入西流袍哥的原因，史载不详，但笔者听说过一种民间说法，是因为郑启和在双流派内曾因为受过委屈，故而才“过江”转投西流派。西流派也叫孝义会，源于大竹县，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曾经吸引过很多革命者，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秦炳就曾加入过孝义会。这个西流会在当年广安己酉起义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时邻水县有一位叫梅温如的人，是该县双流派袍哥的大爷。此人企图称雄于华蓥山区。但鉴于王巨伯的威望，要称雄华蓥山区就必须将王巨伯除掉。而要除掉王巨伯，他们认为可通过郑启和来办到。于是，梅温如派刺客到代市，在郑启和处了解到王的行踪，将王巨伯刺杀在代市镇剧场门前。事发后，代市西流袍哥组织查来查去，十分怀疑郑启和参与了其事，认为郑启和参与谋杀拜兄王巨伯是大逆不道，庚即派人捉拿郑启和。郑在代市无法立足安身，被迫投奔华蓥山上绰号“川北灯影”的匪首谢华生，成为绿林中人。1915年，谢华生被广安知事杨佩章捕杀。谢死后，其部下即由郑启和统辖。由于杨佩章等人继续清剿，郑启和在华蓥山里难以坚持，便率部离开广安来到营山县一带。此时的郑启和虽然为匪，但是他的作为却不同于一般的土匪。这支队伍有着严密的纪律，有具体的约束所谓兄弟伙的严格规章制度，在行动上只劫大户人家，不准奸淫妇女，禁止滥杀无辜。对郑启和的这个特点，冯玉祥将军在《我的生活》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记载：“我在营山一代镇压军民和郑启和时，那一带的土匪很讲匪规，组织也相当严密。有一个名叫陈兆祥的匪首抢了一个良家寡妇，被郑启和知道后，认为很不道德，就以武力强令陈兆祥将抢来的这个妇女放了。”“这一股土匪，烟、酒、嫖、赌必戒，注意身体锻炼，注重读书求学，所以人称郑启和为‘义匪’。”冯玉祥的这段记述应当是很真实准确的，与我们后来所了解的郑启和的作为非常吻合。为了制服郑启和，冯玉祥将郑启和的父亲郑卓然抓捕，并以此为条件要郑启和接受招安，否则就杀掉郑卓然。冯玉祥的要求遭到了郑启和的拒绝。于是郑卓然最终被冯玉祥杀掉，继续对郑启和进行清剿。在冯玉祥的清剿下，郑启和被迫率部又从营山转移到广安、邻水的华蓥山一带。而在华蓥山区活动时，郑启和部又遭到邻水、广安两地团练的联合清剿。适逢1915年，川军熊克武响应云南蔡锷起义，参加护国讨袁运动。郑启和受其影响，决定参加护国讨袁。他与前来讨伐他的广安县团练局长谭诗达成共识，联合举起了护国讨袁的旗帜。1916年他们联合攻下邻水县城，继而又攻下了广安县城，然后在广安宣布独立，自命为“四川北路护国军”，率军参加了川北的讨袁战斗。其时，这支部队拥有兵马4000余人，谭诗任司令，郑启和任副司令。从此，郑启和的部队不再是一支绿林组织，而是投向军营的一支国民党地方军队。但是没多久，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郑启和受人挑唆中计，误杀了自己部队的督练长黎怀璞。由于黎怀璞与谭诗交好，黎的被误杀引起了谭诗的不满，于是谭、郑二人结下隔阂。不久，谭诗联合顺庆军阀钟体道，于1916年6月将郑启和赶出了广安。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靖国军总司令。郑启和又投靠熊的部下颜德基，被委任为达县靖国军司令部的前敌指挥，北上援陕。他率部先后攻下梓潼、昭化等地，然后回师巴中。在巴中期间，他反叛颜德基，遭到军阀刘存厚部属潘文华进攻，大败于巴中柳林堡。无奈之下，郑启和又将部队带回广安，攻占了广安县城，并驻防于此。这期间，他在原有两个团的基础上又收编了两个团，建立了四川护法第三军，自任总司令。后他被刘存厚委任为靖川陆军第五师师长。刘存厚被熊克武打败后，郑拒绝接受熊克武的改编，而遭到进攻，兵败后只身逃到上海过起寓居生活。在上海期间，他兴办了一个牙刷厂，在经济上支持后来担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

      1922年，熊克武与杨森大战，郑启和回到广安自称民军总司令，再次坐镇广安，管辖岳池。这年十月，熊克武委任郑启和为川军第一军第十三师师长，与此同时，刘存厚又委任郑启和为川军第三军第二师师长。这两席职位，均于同年十月十日就职，故广安人戏称其为“双十双师”。

      1923年腊月，邓锡侯部属、川北清乡司令袁斌率部攻占广安，郑启和被迫退到华蓥山区。不久邓锡侯的部属，旅长罗泽州又占领广安，郑启和见罗的势力日益强大，觉得不可能继续在广安安身，便将所部交给周绍轩经管，自己则于1924年再次离开广安赴上海。从此，郑启和脱离军界，结束了近十年的戎马生涯。

      兴办实业 创建武装

      二次寓居上海的郑启和眼见当时的民国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横行于国土，心头郁闷不已。一次散步街头，在法国外滩公园见到门口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更是义愤填膺，觉得之所以中国人被人欺辱，就是因为国家积贫积弱，当权者腐败无能。遂又萌生出回广安兴办实业的念头，想以此来扩充自己的实力，争得一席之地与蒋介石对着干。1929年，他离开上海回到广安，就在回广安途经武汉时，他见到了广安老乡二十军军长杨森。杨森让他以二十军第五师的名义招兵买马。回到广安后，他在桂兴、天池一带招募到了几百人，杀掉了盘踞在广安龙台、花桥、井溪一带的大土匪胡占鳌。但是不久他又被罗泽州所败，被迫逃到大竹旧部周绍轩处避难，直到1931年才又回到广安，住在天池打锣湾。在这段时间，他利用华蓥山区丰富的白竹资源和煤炭资源陆续办起了安和纸厂、煤矿、硫磺矿和硝厂等实业。这些厂矿既解决了郑启和的经费来源，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了收入。1933年，郑启和趁代市驻军撤离，从打锣湾又回到老家代市，并凭着自己的实力控制了这里，在这里经营起自己的实业。郑启和在这里设立纸务事务所，专管纸的质量和交易事宜，杜绝交易中的流弊。各种商品市场纷纷形成。一时间，代市镇商贾云集，客商熙攘，百业兴旺。

      郑启和开办的厂矿经营所得利润和征收所得税款，除上交部分给当时的广安县财政外，主要用于自己组建地方武装、兴办学校和公益事业，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解决山区交通不便的问题，郑启和在1940年修筑了天池打锣湾经代市到梭罗渠江边的一条长50多里的公路。他还修建了代市镇的环镇公路，强行撤迁了当地土豪谌赞元等几家的部分房屋，扩宽了由正街通往现在代市中学的曹家巷子和通向区医院的一个巷道，扩建了两条十字街，修建了一个大操场。1938年，他还支持白在中、吴奉召等人在广安兴办了第一个县银行，并入股任股东。

      钟情教育 热心办学

      郑启和虽然小学未读完就辍学了，但是他私塾期间打下的功底非常扎实，并非那种草莽英雄。而且他还是一个对教育十分热心的人。他好学不倦，喜交有识之士，平时在家还练习书法。他与曾经留学日本、任过国民党二十军秘书长的聂丕承，精通文学、医术、善画的钟子范等人交往甚密。这两人系他家的座上宾，常常为他和家人讲《左传》等古籍。和他们的长期来往，使他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在兴办实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教育。早在1922 年，郑启和第二次驻防广安时，他就创办了广安县立女子小学，校址就是现在的广安县中医院所在地。他的第一个妻子徐素贞担任学校校长。三十年代，广安县境内的中学很少，许多青少年苦于上学之难。看见这种情况，1937年上期，郑启和利用代市镇禹王宫庙宇创办了一所补习学校，招有高小、初中两个班。在此基础上，同年下期，补习学校又改名为“私立安和初级职业中学”。郑启和自任校长。郑启和的二房妻子宴智琼任女生部主任、钟子范任训育主任。他还聘请广安名流聂丕承、姜举位、张岷僧等任教师。入学学生除附近乡镇外，邻近的大竹、邻水也有人前来就读。学校教学内容除正规的课程外，另加抗日图存和军事训练的内容。郑启和本人还亲自到学校给学生讲授《酷吏传》，借以批判贪官污吏。私立安和初级职业中学创办后，课本缺乏，为解决书籍的问题，郑启和又嘱唐仲朋、彭为华开办了“信利生”印刷厂，翻印教科书和练习本。这样不仅解决了该校课本缺乏的问题，还为邻近的县、乡解决了缺书籍和练习本的困难。郑启和不但自己积极办学，对别人办学也大力支持。1938年，著名数学家、时任重庆大学理学院院长的何鲁回广安筹办载英中学，他积极支持，并且主动担任该校董事会董事。这样进一步增进了他与何鲁之间的友谊。从此，每当何鲁先生回广安，郑启和都要邀请先生作客。畅谈国家大事，发泄他们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不满。

      私立安和初级职业中学的开办，也引起了一些与郑启和对立的地方势力的不满，他们为了打击郑启和，借该校开设了军训课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控告郑启和是在暗地办一所陆军学校，训练私人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该校于1938年端午节被迫停办。

      禁烟禁赌 惩治盗匪

      三十年代后期，社会治安秩序混乱，盗匪猖獗。嫖、赌、毒随处可见。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有一些惩治盗匪、禁烟禁赌的政策法令，但由于一些地方官吏本身就深陷其中，所以这些法令形同虚设。郑启和对这些情况非常愤恨，他说，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必然是一个无用之人。一个社会大家都吸烟、都去嫖、赌，这就是盗匪滋生的根源。出门就坐轿子，必然是个不景气的社会。因此，为了整治社会治安，惩治盗匪、禁赌、禁烟、禁信鬼神，他在河东地区制订了一些土政策、土法令，为使他的政策法令付诸实施，郑启和首先以身作则，严厉惩办内部人员的违法行为。邓中和是郑启和较为信任的身边人，由于参与抢劫，被郑处决。他的大队长杨卓卿的青年卫士，因强奸妇女一事，也被郑启和枪决。这样一来，郑启和内部人员都不敢参与抢劫和淫乱。对于盗匪，郑启和采用软硬两种方式，软者即招抚，令其改过成为好人。硬者则是对不听命令继续作恶者，他就采用丢陷阱或枪决的办法加以惩处。1941年大竹县惯匪翦焕章到代市联络，准备行劫，被郑启和发现，当即抓住处决。据说当年郑启和坐镇代市期间，河东地区只有大良乡双鱼城出现过一次抢劫案，但作案的三个土匪当天就被抓住两个，第二天就被枪决在代市。他对一贯偷盗的，也令其抓住处死。由于这种招抚与严办相结合的措施，河东地区盗匪不是改过自新，就是逃之夭夭，不敢在这一带作案，因而河东地区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

      在禁烟禁赌上，他明令河东各乡镇把吸食鸦片烟的人员全部集中到乡上戒烟，并查封各个烟馆，勒令交出鸦片烟，对贩运鸦片者，除没收鸦片烟外，还将贩运者杀掉。这样一来，吸食鸦片和贩运鸦片的人一时绝迹。赌博在当时比贩烟、吸食鸦片的还多。每个乡镇逢场的茶馆、河坝，巷子里都是摆“红宝”“牌九”的大赌场。为禁赌，郑启和明令取消赌场。每逢场期，他的自卫队就出动抓赌，被抓住的轻则扣留、体罚，重则处以罚款，而且专门罚那些有名望的豪绅地主，以杀一儆百。一次，他的自卫队员在代市抓住了大地主、大纸商罗远光与付学师等四人打牌，郑启和对罗远光处以一万元罚金，一万元在当时约合一百五十石谷，每石三百余斤。由于处罚严厉，河东各个场镇的赌场基本消失。

      郑启和从来不信鬼神。他常说，靠天、靠神是靠不住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所以他在整治社会治安秩序的同时，明令禁止信鬼神，搜缴进行迷信活动的锣鼓，禁止看相、算命，不准死了人打锣鼓、开路、烧七等等。他的参谋钟子范被人刺杀身亡，他将遗体运回代市，整个安葬仪式都没有打锣打鼓，只是臂戴白花，放鞭炮，鸣枪哀悼。对搞封建迷信者，他轻则训斥、体罚，重则罚款。尤其是对那些有名望的人更是重点有加。在禁鬼神时，他还派人到各乡镇去捣毁了很多庙宇中的神像。这样一来，河东地区的迷信活动一时也基本绝迹。

      与此同时，他还不畏权势，同国民党中的一些贪官污吏进行斗争。对那些肆意敲诈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的国民党官员绝不留情，以种种方式予以揭露。

      郑启和的这些行动得到多数人赞同，但是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尤其是禁信鬼神，在迷信较深的社会里必然有人不愿意，因而这也为他后来的结局埋下了祸根。

      拥护抗日 赞成民主

      抗日战争爆发，郑启和积极拥护抗日，他以安和初级职业中学为基地，将代市镇各个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和一些社会青年组成宣传队，到邻水和广安宣传抗日救亡。通过街头宣传、壁报等多种形式揭露日寇罪行，宣传救亡图存的道理。他还亲自组织募捐，赠慰问品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他还在自己开办的“信利生”印刷厂翻印的教科书、练习本和信封上印上抗日救国的标语和图案，到处传播，唤起群众的救亡热情。

      郑启和的这些进步行动引起了中共的注意。1940年，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了解到郑启和具有一定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情况后，根据斗争需要，派张兴富、周建南等人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到广安以搞实业为名暗中去做郑启和的工作。郑启和对这些同志的到来表示了热情欢迎。后来，党又派出了一批同志以工程技术人员身份来到郑启和处，解决了郑启和企业生产中的一些困难。还为他秘密制造枪炮、子弹、炸药等军工产品进行了技术指导。郑启和对此非常高兴。工作之余，这些同志便借机与他“闲聊”，谈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这些宣传很对郑启和的口味，因此他与我党派来的工作人员的感情也更加融洽了。在他们的帮助下，郑启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更加憎恨，对我党主张的了解也渐渐加深。遗憾的是，就在党对郑启和的统战工作刚刚开始且有一定成效的时候，一场血腥的大清剿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重兵清剿 志士饮恨

      郑启和在广安的种种作为，早已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引起了他们的严重不安，担心郑启和的武装力量会危及到他们的统治，更担心郑启和如果与共产党联系上后，会带来无穷后患。于是他们借口郑启和滥杀无辜、自立为王、反抗政府等种种罪名，决定对其进行清剿。其实，对郑启和的清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35年和1938年，国民党政府都曾对郑启和有过清剿行动，但因多方面原因，那两次清剿都没能达到目的，最后不了了之。

      这第三次对郑启和的清剿，是从1941年的农历五月开始的。这次参加清剿的部队不再是过去的广安地方部队，而是调来了国民党嫡系胡宗南的88师等两个师的兵力。广安驻军新9师从邻水、大竹包围了郑启和。河西则由广安县县长王元枢带领地方部队设立递步哨，加以堵截，以防郑启和从河西逃走。这时，中共南方局派去开展统战工作的周建南见情况危急，为使郑启和不受重大损失，偕同郑启和的姨侄女孔繁德上山，与在山上的其他同志一起劝说郑启和从保存实力出发，尽量避免事态扩大，先作退让。但郑启和反复考虑后，毅然决定不作退让，要奋起反抗。

      国民党大军云集华蓥山。他们以广安县的名义设立了清剿指挥部，又印发了剿办郑启和的《告民众书》，罗列郑启和十大罪名，称郑启和乘国家多事之秋，盘踞河东，企图割据，俨若土酋，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任何人不敢反抗，并拟出了清剿郑启和的口号共十四条。

      面对国民党的清剿，郑启和没有抱任何幻想。他一边针对国民党发布的《告民众书》，针锋相对，向人民群众发出了《告广安民众书》，揭露国民党及其军队害民、扰民等等罪恶，以油印传单形式，通过邻水县邮局散发到广安、邻水各机关和民众中，另一面则作了军事抗争的部署。他将六个大队的自卫队武装进行布防。在天池山区一带修建工事，挖战壕进行战斗准备。并将指挥所设在天池乡外山的鹅峰庵。与此同时，郑启和还派出自卫队员，将代市、天池、桂兴、护安、观塘等乡镇通向广安县城的通讯电线全部破坏，断绝了县城与这些乡镇的通讯联络。

      清剿初期，郑启和趁国民党嫡系部队未到，曾主动出击，袭击了广安驻军新9师驻天池、观阁、代市的几个连队，击毙了新9师的一些士兵，并将这三个地方的新9师人员赶出了防地，取得了暂时性胜利。不久，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逼近，与郑启和的自卫队展开了一些小战斗。六月初，战斗逐渐升级扩大。此时，郑启和准备撤退，但在其还未来得及实施时， 6月25日，国民党清剿部队向郑启和的指挥部及防地发起了总攻。面对国民党正规军，郑启和的自卫队确实显得非常缺少战斗力。他们手中只有手枪、步枪和一些冲锋枪。而且多数自卫队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没有战斗经验。面对国民党的迫击炮、机关枪重火力攻击，自卫队节节败退。而这时镇守四方山的自卫队队长邓年平和禄市的自卫队队长游大成突然率部叛变，切断了郑启和往华蓥山区撤退的后路。而这时往河西撤退因有王元枢的重兵把守，也不可能。见此情形，郑启和气急攻心，双目模糊，夜晚不能行走，不得已才由自卫队大队长郑修迪和几名队员将其背扶下山，隐蔽在代市梭罗乡辛家石坝向弹匠家中。

      经过多日激战，郑启和的自卫队多数溃散或被俘，但独独不见郑启和的踪影。广安县县长王元枢等人气急败坏，便进一步加强岗哨堵截，同时严令部队仔细搜查。并宣布，如果谁藏匿了郑启和就杀谁的全家。堪称一片白色恐怖。此时的郑启和不得不来到向弹匠家附近的一块名叫肖家大田的稻田中隐藏起来。然而不幸的是，跟随郑启和的卫兵苏木匠借寻找食物为名，悄悄来到代市镇公所告密，讲出了郑启和的藏身之处。得知消息，国民党部队蜂拥而至，将肖家大田层层包围得如铁桶一般。他们强迫当地群众手拉着手，进入稻田去搜寻郑启和。郑启和自知已不可能逃脱虎口，用随身所带的手枪自尽，饮恨身亡。这天是1941年农历七月初九。经历了历时两月的反清剿战斗，反蒋志士郑启和，终于在这个夏天的下午走完了自己五十年人生的最后一程。

      郑启和自杀身亡后，其妻徐素贞、晏志琼到成都向当时的四川省政府鸣冤控告，向各方面强烈呼吁还郑启和一个公正。此时，熊克武、但懋辛、肖德明等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向四川省政府提出：“郑启和非匪，只能说是军民冲突，不应剿办，既然人已死了，更不能没收其家产。” 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李伯申也向省主席张群力述情由，并反映了社会舆论。最后张群同意以军民冲突的名义发还郑启和极其部属被查抄的家产，并为之恢复名誉。根据张群指示，李伯申作出批示，派肖德明、范模斋带上指令来到广安，由当时的广安县县长袁觐贤召集广安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和社会人士会议，当众宣布发还了郑启和极其部属的财产并为他们恢复了名誉。

      1942年，郑启和的妻子晏智琼与其在外的亲属，回到广安收敛了郑启和的遗骸，并安葬于代市。广安县袍哥组织“人和社”为其召开了追悼会。

      得知郑启和饮弹自尽的消息后，广安教育界知名人士汪汉中感慨万分，含泪赋诗：“休将成败论英雄，视死如归一笑终。我愧文章超翼北，君能豪气冠江东。八千子弟垓前散，五百宾客岛上空。无限炎凉无限泪，剑悬谁与树高风。”